著名劇作家蘇叔陽遺體告別儀式舉行，謝飛、姜昆前往送別

2017年8月18日，北京，蘇叔陽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。新京報記者王嘉寧/攝

新京報訊（記者王俊）蘇叔陽走了。

對于年輕一代來講，他的名字或許不那么熟悉。但五六十歲的老北京人對蘇叔陽是親切的。1978年，他的《丹心譜》公演時，在北京說萬人空巷也不過分。

他有很多個身份，《丹心譜》讓他作為劇作家進入劇壇；《夕照街》公映時，蘇叔陽又以電影文學作家出現在電影界；《故土》面世，他又成了小說家；后來他又寫歷史，千禧年左右，《中國讀本》在兩年間銷售了1000多萬冊。

他的作品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和社會風貌，描寫人性、時代，有頌揚也有批評。在那些看著蘇叔陽作品長大的人看來，蘇叔陽的寫作像是胡同里那粒硌腳的石子，每天路過都會被硌一下，但哪天路過沒硌著，你會想念那粒石子，去再走一遍，再硌一下。

他總是有赤子之心的,稱自己是“涉世未深的少年郎”。在他眼中寫作也好，創作也好，就是“能力所能及地辦點事兒”。2017年蘇叔陽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說，作家要醫治人的心病。

昨日，蘇叔陽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，著名導演謝飛、相聲藝術家姜昆等400多位來自文藝界、影視界、文學界的人士送了他最后一程。

早年一間房、一張桌光著膀子搞創作

蘇叔陽的兒子蘇霆是父親創作的一位見證者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家里只住著一間房，擺著一張桌，蘇叔陽就伏在桌子旁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寫東西。

“他白天上班，晚上就光著膀子，在桌子上寫作，桌子很破，咯吱咯吱響。”

在這樣的環境里，蘇叔陽寫出了《丹心譜》、《夕照街》、《左鄰右舍》等“爆款”。

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當年蘇叔陽作品的“紅”。姜昆告訴記者，蘇叔陽1978年的話劇《丹心譜》，對當時社會的影響，對整個文壇的影響，都是現在的人想象不到的。“我家就住在人藝旁邊，天天看到人藝門前人們人山人海買票的情況。我的父親看完演出回來跟我們說：人藝回來了！蘇叔陽先生用他的筆，用他對藝術的理解，在中國戲劇的傳承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。”

著名導演謝飛認為，蘇叔陽作品是表現生活，表現藝術家對藝術的探索，滿足觀眾需求。“不像現在作品以娛樂為主。”

“他的作品是和第四代導演聯系在一起的，我們這批人都受五六十年代的教育，比較執著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。‘文革’后撥亂反正，我們都繼承了現實主義的傳統，作品或來自于眼前，或來自于過往，對社會有頌揚有批評，作品比較扎實，有分量。”謝飛告訴記者。

生前接受采訪的時候，蘇叔陽說自己在文學上缺乏自信。唯一有點兒底氣的原則只有兩條：第一、便是寫人，寫活人，活寫人；第二、寫我們民族的生活和心靈。

他評價自己的文學創作是赤腳上路，唯有把腳掌磨厚些，努力地走下去。

“還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”

盡管作品碩果累累，但蘇叔陽常稱自己“還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”。

蘇叔陽的夫人左元平也經常說他“太天真太傻”。

2017年新京報記者去采訪蘇叔陽時，為他拍了照片，照片中的他，一手搭在桌上，一手搭在椅子上，頭微微地揚起，露出小孩般天真狡黠的樣子。

他總結自己——沒出賣過朋友，沒欺負過人，沒走過后門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干出來的，符合我的本意，說的都是真心話。

常常有人邀請他參加各類活動，《百家講壇》多次請蘇叔陽去講課，他都給拒了。

接受采訪時，他自謙自己只是做了一些事，談不到什么很成功。“我心里總是戰戰兢兢。《百家講壇》請我去我不敢去，我是覺得我的‘板凳深度’不夠。書面上的東西我可以說點兒，但是后面拿什么墊底啊，我覺得我差遠了去了。”

如果實在有一些活動要出面，要吃飯入席的時候蘇叔陽會和幾個好朋友“溜出去”。

蘇叔陽幾十年的好友米南陽告訴記者，“我們愿意和好朋友一邊吃一邊聊天，聊文學、對對聯。”

“有一次在飯桌上，有人出了上聯‘元白可染關山月’。元白是啟功的字，可染指的是李可染，關山月也是書畫大師。”米南陽回憶道，“有人出了下聯‘艾青方成戈壁舟’，這三個人分別是詩人、畫家、書法家，不是一個行當也不是一個層次，這就不行。后來我接了一個‘雪石光照秦嶺云’，雪石是白雪石，光照是盧光照，他們和秦嶺云一樣都是畫家。”

蘇叔陽就在席上坐鎮，碰到對得好的就自然流露出稱贊，“我們就一起鼓掌”，坦誠真實。

25年抗癌見老友笑答“多棒啊還在活”

蘇叔陽也遇到過困難期，讓他的創作陷入困頓。

“一開始進入創作是很難的，當時環境也不好，但第一部作品發表后就一直在走上坡路。”蘇霆說。“但是1994年那一下，讓他很長一段時間都沒辦法創作，對他來講是很痛苦的。”

1994年，蘇叔陽被查出腎癌。那年元宵節，他參加完一個晚會回家的路上，發現自己眼前的東西朦朦朧朧打轉，連臺階都看不清。入院后，醫院給出的結果是腎癌。

一開始他不愿接受現實，偷跑出醫院，去公園喝酒，一邊喝一邊開導自己，五十六也是走，十六也是走，二十六也是走，趕到這兒了有什么辦法？

慢慢地他就想通了，在1994年5月，切除了右腎。術后恢復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，他不斷自我鼓勵，把心漸漸放寬，“心寬一寸，病退一尺”。

生病后，蘇叔陽又寫了《中國讀本》和《西藏讀本》兩部扛鼎之作，把自己在人大念中共黨史專業的學術積淀，和文學筆法結合，以散文體的形式呈現。

25年的時間里，蘇叔陽又經歷了4次癌癥，他見到老友的話就是“還在活”。

“他最早得癌癥，我就在他身邊，他的頑強樂觀，沒人比擬。見面跟我說：你看多棒啊，還在活。”北京市電視藝術家協會副主席郝金明跟記者回憶道。

米南陽回想起與蘇叔陽的很多往事就好像昨天一樣。“去年我們幾個好友一起吃飯，大家相約都好好活著，誰都不準走，但他就是走了。”

“病得不行了還想寫話劇”

在生命的最后，蘇叔陽還是想著創作。

蘇霆看到這種情形感情很復雜。“一年前他就病得不行了，還想寫話劇。說實話，作為家人，我不希望他這樣，但作為同行，我非常敬佩，他真的是一座高山。”

郝金明今年春節去見蘇叔陽，又被蘇叔陽拉著聊了兩個小時。“他身體已經很虛弱了，但還是拉著我聊創作、聊人生。”

晚年的蘇叔陽，身體跟不上了，但腦子沒停下過。

郝金明在籌備《正陽門下小女人》的時候，兩人經常交流創作想法，一聊就是一夜。“這個故事怎么講、這個人物怎么體現，兩人為這件事，從6點到10點半，一直聊，不聊完他不讓走、不散局。”

米南陽也經常大晚上接到蘇叔陽的電話，“我們都是那種一旦思路來了，不管多晚，都要下床把這點‘火花’給記錄下來。”

郝金明50歲的時候，亦師亦友的蘇叔陽送了他一首詩，“路走過，橋經過，溝溝坎坎都邁過，大江大河也渡過，沒想到小河岔里還淹過；風吹過，雨淋過，冰霜雪地全趟過，草地沙原也去過，外國的山峰咱爬過，誰知平地也摔倒過……”

這不是描寫一個人的詩，是寫給一代人的詩。